1950年初的川北，满目疮痍，百业调弊，民不聊生。全区有8万多工业户，除广元大华纱厂、南充丝二厂、三厂和阆中丝四厂外，96.8%的是手工业，工业总产值仅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.5%，加上手工业也仅占15%左右。

  1950年10月23日至11月6日，在川北区首次召开的各县市工商界代表会议上，时任川北区委书记、行政公署主任和川北军区政委的作了《消除顾虑，增强信心，为恢复与发展川北工商业而奋斗》的报告，报告明白准确地提出，党的政策是保护、扶持工商业。还与工商界人士座谈，要大家消除思想顾虑，搞好经营，努力恢复生产。

  大华纱厂于1939 年10 月从西安迁来广元，是四川最早最大的近代工业公司，其创始人石凤翔是蒋介石的亲家。在广元期间，曾亲自指挥过广元煤矿、嘉陵火柴厂等34家国营和集体企业、龙潭造纸厂等16家私营企业的建设，对广元大华纱厂的发展更是寄予了极大期望……

  然而，由于解放前夕资方从广元大华纱厂抽走大量机棉和成品，当时的大华纱厂处于资金无着、原料匮乏、生产停顿、人心混乱的境地。

  苏先劼是一位开明爱国的民族资本家，出生于名声显赫的纺织世家，是武汉“裕大华”纺织集团的创始人苏汰馀的小儿子。他毕业于西北工学院纺织系，后赴美国专攻纺织学和电工机械学，回国后曾在重庆裕华纱厂当稽核和工程师，担任过广元大华纱厂训练主任。

  关键时候，党组织给了他支持鼓励。厂党委书记武光政不仅与他促膝谈心，交换思想，勾通认识，而且还邀请他参加党委会议，研究公司制作经营等重大问题。剑阁行政公署专员和地委副书记姜英岩也经常来厂视察，听取生产汇报，并表示地委一定全力支持大华纱厂的工作。

  更让苏先劼感动的是，川北行署主任在百忙之中亲自接见了他，对他说：“大华纱厂是个私营企业，我们允许其发展。因为，现在这种企业不是多了，而是太少了，必须发展。这种发展，对于人民有益，国家有益，经济建设有益。”

  还向他宣传解释党在现阶段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，希望他能发挥聪明才智，把大华纱厂搞好，为川北私营资本主义企业带个头，在对资改造中，争取做自觉接受改造的好典型。

  后来，又多次接见苏先劼，详细询问大华纱厂的生产及职工的思想状况。在听了苏先劼汇报工厂面临的困难以及准备采取的措施后，说：“工农是我们的基础，没有基础不行。但没有朋友也没有力量，基础就不稳固。”最后，勉励他：“你的这些想法很好嘛，搞企业你是内行，就这么办，大胆工作，有什么样的问题，可以直接到川北行署来找我！”

  苏先劼深感信任他，各级政府支持他，逐渐稳定了思想情绪，树立了信心，决心同全厂职工一道战胜困难，搞好生产。

  1952年，苏先劼向武汉裕大华总公司要回30万元，用这笔钱将12768枚旧纱锭全部更换为新纱锭，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。武汉裕大华总公司考虑到苏氏一家的影响，还帮助解决了1台1000瓦发电机、3台梳棉机、2台筒子机、1台英国进口的受热面3100平方英寸的锅炉、1台英国进口的12尺龙门刨床，为恢复公司制作奠定了基础。

  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，苏先劼号召全厂职工积极生产，支援国家建设，并带头捐献资金支援抗美援朝战争，全厂共捐款1.25亿元（旧币），其中黄金6.76两、银元73.5元，拥军优属款711.56万元，支援农民抗旱救灾款518.9万元，受到广元县人民政府的表彰。苏先劼先后当选为广元县人民代表、政协委员、四川省人民代表。

  1953年，苏先劼设计制造了我国首台“纤维杂质分离机”，解决了抄车花、斩刀花、头破籽花、棉节杂质多的问题，提高了棉纱的质量，全年一等一级品率达到了46.42%，每件纱用棉平均比1951年下降5.38公斤。

  1956年，大华纱厂开展了川棉纺优级纱的技术攻关活动，经过上百次试验获得成功，当时，工厂生产的“雁塔牌”优质纱风靡海内外，获得中纺部“进步快厂”的称号，受到四川省人民政府的表彰。

  从1950年7月至1956年12月，大华纱厂为国家代纺了中低支棉纱6万余件，为支援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应有贡献。

  “”中，苏先劼因有美国留学背景，又是资本家，被打成“反动技术权威”屡遭批斗。改革开放以后，在的直接关心下，党和政府为苏先劼落实了政策，使他能够重新出来工作。

  1951年，时任川北行署主任的亲笔书写了一张便签，指示苍溪县龙王乡、石门乡政府刀下留人，释放开明人士陶泽祥及陶鑫传。然而由于苍溪县个别领导迫于“群众”压力，误听谗言，仍将陶泽祥及陶鑫传两人冤杀。30年后，陶泽祥及陶鑫传两人终被。

  陶泽祥（1915-1951年），字育民，苍溪县城陶家巷人。在苍溪中学读初中期间，陶泽祥受时任红军妇女独立团副营长的胞姐陶淑良的影响，暗中与人往来。他与侄儿陶鑫传因此被列为激进分子。

  1933年7月，中央派带着给红四方面军的批示和一本敌军密码电报破译法，同交通员杨德安（化名王志齐）一道，秘密从上海抵达成都，与四川省委取得了联系，欲经阆中、苍溪出川北，前往川陕革命根据地首府巴中，随往的还有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。

  一行通过在二十九军军部任监印书记官的秘密党员卿鑫，搞到了防区特别通行证前往阆中城，在苍溪秘密党组织的安排下前往巴中。

  何芗即派人将正在读高中的陶泽祥召回苍溪，把自己有3位“朋友”要秘密经过苍溪，需要非常护送的事给陶泽祥讲了，希望得到他的支持。

  由于何芗祖父辈皆为陶家的账房先生，代陶家管理龙王、三川一带的大片田庄与商铺；陶泽祥与何芗自小称兄道弟，后来还打过儿女亲家。而时任苍溪县三地区民团团总的罗敬三，其祖孙三代均为陶家的手下。等人要过白色统治下的云峰、王渡、五里三地区，只有陶泽祥才能疏通关节。

  1933年7月的一天上午，一行3人，在何芗、陶泽祥及夫人刘碧芳、苍溪王渡团总罗敬三等人的帮助下，以“撞亲”为掩护，来到了苍溪县界，在板庙子与红四方面军联络员接上了头。临别时，在陶泽祥的笔记本上写下了“题赠陶泽祥同学：喜看人间风云会，懒听琵琶空洒泪。将有白雪迎东风，寒梅逢春人陶醉”的赠言。

  1939年从成都大学毕业后，陶泽祥回到家乡苍溪，先后担任县政府秘书兼统计室主任、户籍室副主任等职。1948年底，陶泽祥被任命为大竹县县长，但他未赴任。

  在县政府工作期间，陶泽祥利用职务之便，为苍溪县委及基层政权组织、队伍的建设收传情报、购买和医药用品，常年接济和多次掩护、搭救何芗等秘密党员，安排一些秘密党员在苍溪县党部、县政府及其所辖乡镇党政机关、学校工作，以便其开展秘密活动。

  苍溪解放后，陶泽祥主动向人民政府交出了全部家产，被苍溪县临时解放委员会、苍溪县委列为开明人士。

  1949年11月，受中统特务 “夜鹰”的外联，蒋介石特别委任苍溪县长向竹修为“救国军”总司令，向竹修组建了一支5000余人的“九龙山救国军”， 到处烧杀掠抢，一些乡政府机关被砸，几名公职人员惨遭杀害。

  12月13日，向竹修携带家眷和亲信挂印潜逃。临行前，他把“九龙山救国军”总司令之职委托给了侯文林。而侯文林的妻子陶雪传，正是陶泽祥的侄女，也是陶泽祥的养女。

  1950年2月28日，和川北军区司令员韦杰亲赴苍溪秘会了陶泽祥，“育民先生，我与韦杰司令员专程造访，是关于九龙山一带匪徒的事。‘九龙山救国军’一日不除，人民就不得安宁。”开门见山。

  “先生，韦杰将军，你们要育民怎么做？请吩咐即是，只要育民能做的，一定尽力而为。”

  其实，在这之前，陶泽祥已经带信把女婿侯文林叫到家中，给他分析国内外的形势，向他讲析民族利益，但是并没有说服侯文林。

  万般无奈之下，陶泽祥只好说：“你把雪传母子俩给我送回来，你要带军打仗怎么行？”

  侯文林一笑：“谢谢泰山大人的关爱，儿子回去就用八抬大轿把雪传母子送回来。”

  陶泽祥肯定地说：“感情很深厚，这一点是不用怀疑的。现在想起女儿雪传的处境来，我的心里就像刀在剜。我想女儿雪传也是如此。”

  很快，从苍溪县城传来陶泽祥的口信：“九龙山那个匪窝，我不想看到，要给女儿雪传治病，必须把她送到龙王场的家里住下才可。”侯文林爱妻心切，乖乖照办了。

  有苍溪县城的名医薛仁德坐诊，有陶夫人的精心照料，加之侯文林不时下山回家看望，不几日，陶雪传的病逐渐地好了起来。

  随着陶雪传的康复，侯文林像换了一个人，对不再像过去那样仇视，还有了率领“九龙山救国军”归顺的想法，并提出了“能不能请亲自来一趟龙王场面谈”的要求。原来，陶雪传的病是假的。医生薛仁德则是由派来的副秘书长彭长登化装扮演的。而那些薛医生的徒弟及随从，全是韦杰从部队里抽派的精兵强将。与此同时，陶泽祥暗中做龙王场团丁的策反工作。由于团丁们大多是陶泽祥祖上的佃农或家里的长短工，因此陶泽祥的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。

  3月的一个赶场日，龙王场热闹非凡。拥挤的人群中，两个收山货的人各骑着一匹瘦马走进了陶家巷。这两个收山货的人正是和韦杰。

  原来，为了打消侯文林的顾虑，彭长登飞马给传了一封鸡毛信，报告了侯文林的想法。为了表达对收编“九龙山救国军”的诚心，与韦杰亲自来到了龙王场……

  后来，沿着指引的光明路，通过侯文林的努力，“九龙山救国军”逐步被分批瓦解了。

  然而，由于陶泽祥以前做过政府的官，也难免得罪过一些人，加之当时苍溪县领导主要是南下干部，他们对陶泽祥帮助、护送等情况不了解，偏听偏信了那些添油加醋的谗言。

  1951年寒冬的一个夜晚，陶泽祥突然被当地武装人员逮捕，押至百余里外的龙王乡政府后院，遭到残酷拷打，并强迫他交代解放前出卖苍溪秘密党组织等莫须有的罪行。接着，他的侄子陶鑫传也被石门场一伙人逮捕。

  当时，的秘书彭长登到苍溪县检查采伐采运木材情况，得知陶泽祥及陶鑫传突然被捕，立即赶到龙王场与石门场了解情况，并要求当地政府向群众做好解释工作。但是，不明真相的群众受人煽动，仍然要求立即处决陶泽祥及陶鑫传。

  感到无力阻止这场惨剧，彭长登立即写了书信，托人连夜送给在川北行政公署的，想请刀下救人。

  得知情况后，当即手书了一张便签：“彭长登：陶金山、陶育民属开明人士，对革命有功，不予，考虑给当地群众做好解释工作。特此函告。，1951年11月17日。”并立即请来人带信连夜赶回苍溪。

  尽管有的亲笔信，彭长登也及时把的指示传达给了当地政府。然而，当彭长登离开现场后，陶鑫传及陶泽祥还是先后惨遭杀害。其子女也被迫离开苍溪，生活艰难。

  “政策难道不能尽快地落实到陶泽祥头上吗？陶泽祥的子女要求回到苍溪县城，靠自食其力生活过分吗？”1980年，时任苍溪县政协副主席的李蕴璞忍不住拍案而起。

  李蕴璞为原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之父，是苍溪县乃至川北地区最早加入秘密党组织的老党员，1950年曾任苍溪县副县长。这位老革命拄着拐杖，找到当年的见证人何芗等人签字，特别提到了曾救过陶泽祥和陶鑫传。

  1981年，陶泽祥一家被昭雪。1982年底，陶泽祥的长子陶正传一家终于回到了苍溪县城。如果陶泽祥及陶鑫传九泉有知，当可瞑目了。

  曲飞原名罗坤、罗正坤，1921年3月出生于广元市苍溪县双石乡一个穷苦人家庭。1933 年参加革命，1934 年参加红军，与董必武夫人何莲芝、谢觉哉夫人王定国3人，被誉为红四方面军中的“美女三姐妹”。

  抗日战争时期，曲飞先后做过护士、妇女委员长，搞过后勤工作。1937年加入中国。1938年经组织介绍与老红军徐其海结为夫妻。

  1952年10月，曲飞在中央财经委员会行政司工作。一个周日上午，何莲芝、王定国找上门，约她前往家做客。那年37岁，任团中央书记。

  “3位女士来啦！快请坐，快请坐！每次都是来两位，今天是二加一呀，难怪清早喜鹊喳喳叫。”早已候在了客厅，“早知红四方面军有3个好姐妹，今日得见果不其然”。

  交谈中，感慨地说：“红四方面军走过的弯路，不但给革命造成没有办法挽回的损失，也让你们这些女同志吃不少苦。我随中央红军到陕北后，天天都惦念还在雪山草地折腾的红四方面军。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难不倒红军，却让一个错误路线整苦了一个方面军。几万红军将士的生命，白白牺牲在错误路线的阴影下，张国焘真是罪过啊！”

  后来，曲飞历任中南局商业部五金公司、石油煤建公司、医药公司等单位经理，1960年又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信贷处长。

  1966年，“”席卷全国。10月下旬的一个傍晚，曲飞从附近一所中学高音喇叭广播中得知，当晚在中直机关大院批斗等一批“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”，她不禁大吃一惊，凭着十几年对的了解，曲飞打死也不相信他是“走资派”。

  曲飞挤进批斗场。只见批斗会开始了，在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，等10多名“走资派”陆续被押了进来。近两个月被关押、被批斗的生活，使的身体明显消瘦了。就在这时，曲飞看见向她这边转头，似乎是在暗示她离开。

  “把‘走资派’押上来！”随着一声吼叫，曲飞的心立刻揪到了嗓子眼儿。这时，又有人喊：“让从狗洞子钻过来！”所谓“狗洞”即用两条板凳架一起腾出的空当。听到这侮辱人格的话，曲飞怒火中烧，刚要发作，却见瞅她一眼后把头转了过去，分明在告诉她要冷静。

  可曲飞顾不上那么多了，她鼓起勇气高喊：“小将们，我知道是长征路上的红小鬼，在延安多次受到毛主席的表扬。今天，小将又是毛主席的，咋能有一个钻狗洞子呢？让钻了狗洞，毛主席知道了不高兴，咱们自己也不光彩吧？我建议，凡是被毛主席表扬过的不论是红小鬼还是，都是毛主席的好战士。作为战友，有错就帮他改正错误，暂时没错就进行下一个！”

  曲飞的大嗓门立刻发挥了作用，会场先是片刻的肃静，接着发出一片掌声和叫好声。这时，几个恼怒的质问曲飞：“你是什么人？凭什么敢破坏批斗会？你再闹，连你也挂牌子站上来一块批！”只听有人高声答：“她是红小鬼，毛主席在延安表扬过，她叫曲飞，在毛主席那里都挂了号。”

  这番话镇住了那些，只见他们商量了一下便收起板凳，让站到已批斗完的队伍当中去了。

  被罢官后，曲飞又多次到他家看望慰问。之后，总会有好心人劝曲飞别惹麻烦，也有特殊身份的人对曲飞提出警告，但曲飞坚信自己不存在错，仍然毫无顾忌地去看望。

  一次，曲飞再次来到家探望，快步迎了出来，他的夫人李昭端来热茶说：“请用茶。” 接口说：“不对，应该说请用香茶，曲飞可是在曲曲折折中飞来的报春鸟呀！”

  当曲飞转达何莲芝和王定国两位大姐的问候时，紧锁眉头：“她们也不容易啊，遭受的打击比我重，比我还艰难。”

  话锋一转：“曲飞你胆子不小呀，那天的批斗会你也敢来，原以为你听听就得了，你还敢说，而且那么大声说。我深深感谢你的勇敢，感谢由于你的勇敢带来的‘从轻发落’，也让在场有正义感的人受到了教育受到了震动，正义自在人心么！可你知不知道，帮你解脱的那些人中，像你一样对革命赤胆忠心的人可不少呢， 他们不但在暗中保护我，同时也帮了你。不然的话，那些发了疯的人怎么轻易放过你？”

  曲飞最后一次去家，是任期间。那是5年间唯一的一次，别人问她为啥去的少了，曲飞说，我的性格就这样，你行的时候，我不求你；你忙的时候，我不干扰你；你遭难时，我不离开你！

  那次，曲飞由人民银行总行信贷处调任湖北省驻北京办事处主任，上门向辞行。打趣说：“官大了，工作性质变了，红小鬼本性也该丢啦！”曲飞赶紧接过话茬：“红小鬼本性变不了，党性原则也变不了，嗓门可能会小一点，这次来就是听嘱咐的。再说，厅级干部和您比，算个啥子官哟，真想要官，你又小气得很，要也不会给。”

  欢笑之后，对曲飞上任后应注意些什么样的问题，认真地交代了一番，因为曲飞毕竟在银行干了15年，对办事处工作很陌生。

  带着感激的心情，曲飞告别了夫妇。未曾想，这一别竟是与的永别。

  1989年4月8日，在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时，突发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，经全力治疗无效，于4月15日晨7时53分逝世，享年73岁。

  得知噩耗，曲飞整日以泪洗面，由于她自己也刚因病做了手术，不能前往家吊唁，便决定派二女儿徐莎莉和女婿郑知行前往北京志哀，并挥笔写了挽词：“川北任职主任时，群众即颂包青天。伟烈丰功，费尽移心力；公正无私，一言万民齐。其人虽已去，千载有深情，催我泪如雨，丹心痛入天，碧玉归天地，民心亦可期。”

  1999年4月1日，在逝世10周年清明节前四天，曲飞不顾身体虚弱，不顾孩子们的规劝，毅然踏上去北京的列车。

  清明节那天上午，在女儿女婿陪同下，曲飞缓缓地迈进家的大门，李昭迎上来握住她的双手。看着李昭消瘦的面容，曲飞禁不住热泪奔涌。两人相视无语，此刻任何语言都显苍白，只有半世的相知才换得半世的牵挂。

  随即，曲飞写下一首诗献给了：“当年红小鬼，后日矗丰碑，一身正气歌，两袖清风吹，呜咽君离去，神州大地悲，黎庶悼骄子，党心民心归。”